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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正猛:儒家“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慈善思想|公益反思专栏

2019-01-07 14: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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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湖慈善基金会虽是新近设立的,但秘书长叶正猛先生却在很久之前就“涉足”慈善了,小编偶然在网络上发现他于35年前发表的《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大作。文章从一个侧面研究、阐述了儒家“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慈善思想,今天读来仍觉意蕰深刻,特在此转发。

 

 

仁者爱人推己及人

——谈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前前后后

 

作者:叶正猛,浙江新湖慈善基金会秘书长

 

杜甫是我们祖国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现实主义的诗作“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胆地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以下简称《茅屋》)是他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诗人以高超的叙事艺术,真切地描写了自己晚年寄寓他乡的穷愁潦倒的悲惨生活,并推己及人,想到社会上众多受苦的人,提出了闪烁着人道主义光辉的宏愿: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我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南宋诗人郑思肖曾画过一幅《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图》并题了一首诗:“雨卷风掀地欲沉,数间茅屋苦饶舌。浣花溪路似难寻,说杀少陵忧国心”。昭示了杜甫诗中所表现的深刻的主题思想。郑思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怀有“与大众同生死,同粥饭,同行住坐卧”,“我安,大众未安,我决不敢独安”(《十方禅刹僧堂记》)的理想,他从忧国忧民的高度理解《茅屋》中的思想意义,的确十分肯綮。虽然后世对《茅屋》诗中“寒士”所指有所争议,但大多数论者对诗中表现诗人高度的思想境界,艺术地体现中华民族舍己为人的美德是十分肯定和赞赏的。

 

傅庚生在《杜诗散绎》前言中说:“诗人杜甫不只在诗歌的创作上给我们留下了丰盛的遗产,更重要的是诗歌的教育意义和鼓舞力量。”《茅屋》这首诗的“教育意义和鼓舞力量”,就是诗中表现的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令人可喜的是,这种民族美德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表现,绝非《茅屋》所仅有,在《茅屋》诗的前前后后,我们发现有不少影响杜甫特别是受杜甫影响的作品,在思想上、创作上十分明显形成子一条迭相承继、发扬创新的红线,丰富而形象地体现了作为中华民族美德精粹的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精神。

 

记述春秋时齐国贤相晏婴言行的《晏子春秋》卷一载:“景公之时,雨雪三日而天不霁,公被狐白之裘,坐堂侧陛。晏子入见,立有间,公日:‘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对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日:

 

‘臣闻古之贤君,

饱而知人之饥,

温而知人之寒,

逸而知人之劳。’”

 

这是晏子借进谏之机表达了古代仁人志士“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的大同怀抱,为后代封建社会提供了一个高贵品质的标谁,可视为《茅屋》特别是后来白居易《新制布裘》诗的一条很好的注脚。数百年后,处于社会动乱,生灵涂炭建安时代的诗人曹植在他的《赠丁仪》诗中,有感于“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天灾人祸使庄稼萎死田里,人民一无所获的时状,借用《晏于春秋》的故事,对统治阶级作了辛辣的嘲笑:“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自己处在受统治者排挤的危险境地,却以深沉的慨叹表达了对广大劳苦人民的惦念、关注,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晏子这样贤达之士的恳切思慕。

 

过去评论杜甫《茅屋》,只强调它对后人(自居易)的影响,其实杜甫的精神一方面是他在那个特定的“变开元为天宝”时代里的遭遇给他塑造的;另一方面也是古代精神遗产的继承,对照这三篇作品,不难发现,杜甫《茅屋》中的这几句诗正是晏予的名言在自己特殊身境下的形象体现,也是曹植在诗篇中救世济人的理想的正面抒发。杜甫是“寒而知人之寒”,其精神更为可贵。 

 

《瓯北诗话》指出,杜诗中的有些内容“古人皆久已说过,而一入少陵手便惊心动魄,似从古未经人道者。”《茅屋》正是这样,它所表现的可贵精神,虽古人也已说过,但只有在杜甫的诗中才“惊心动魄”,历久传响。

  

杜甫的可贵,在于他秉持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的一贯性,无论在什么境遇下,都能把个人的生活融合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苦乐之中。在他诗中,我们还能找出不少与此交辉相映的作品。还在危机四伏的安史之乱前夕,杜甫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杰作,“从个人的悲惨遭遇推及广大人民的痛苦,表达了对于国家前途的深刻的忧虑”(文研所《唐诗选》)他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惨状下,却克制自己,摒除了一己之私,思念着更多人的不幸:“生当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鸿洞不可掇”。说自己按例享受免租免役的特权,犹遭遇意外,对比之下,平民百姓的纷扰不安更不待言了,因而那颗沉重的心就被那些没有产业、田地的流离失所的人,和远离家乡、镇守边塞的战士所牵挂,忧思就像终南山似地压在心头。杜甫就这样,在失子的巨恸之下,祷祝广大人民摆脱苦难。可见诗人杜甫的视野,早已超出了统治阶级藩篱。他后在《茅屋》诗中,“虽然说的是‘寒士’,但其实是包括贫穷的庶民的,这也是他的己溺己饥的稷契思想的体现”(刘开扬《杜甫》),是可信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同时同地作的《楠树为风雨所拔歌》。这是和《茅屋》表现了同一精神的姐妹篇。写“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特大的风雨,掀拔了草堂茅屋前的古老楠树,致使“草堂自此无颜色”,诗人十分惋惜。但他不止于自叹,而是借以寄寓深广的社会意义,作者追思了楠树对大众的好处:“野客频留惧雪霜,行人不过听竽簌(不过:延伫)”。眼下楠树既倒,那些在树下憩息的农夫们及过路行人,与自己一样要遭霜雪之苦,再也不能在树下听树叶翻动象竽簌一样悦耳声音以解除疲劳了,因而痛如切肤,仰天呼喊。所表现的可贵的思想感情,与《茅屋》相互映照。如果说《茅屋》通过叙事,表达理想,《楠树》则借以记实,生发情思。前者“从破后穷极其苦而矫之(矫之,指末五旬翻出奇情作矫尾厉角之势)”,后者“从拔后追美其功而惜之”,“不可轩轾”(《读杜心解》卷二)。《楠树》这一篇在艺术上特别在思想意义上同《茅屋》相互比美的力作,为我们提供了《茅屋》诗所表达的思想意义之不可否定的一个佐证。

 

无论在安史乏乱前还是后,杜甫都能为天下穷人呼天抢地,寄以极深广的同情,而置自己的艰难困苦于度外。这是杜甫的伟大之处。杜甫以自己独特的境遇、独特的襟怀,继承了推己及人、人而忘己的传统道德,并把它推到更高的艺术境界,给后人留下很大的影响。

 

最早受到杜甫精神启发的是自居易。他所处的中唐社会,经济已遭到严重的破坏,国力已经十分虚弱。白居易在几十年的从政特别是前期京师供职中,“忘身命,沥肝胆”,履行他的“兼济之志”。约在元和初年,他新制了一件绵衣,写了首《新制布裘》,诗开头赞赏布裘:“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谁知严冬日,支体暖如春”。得意之状,溢于情表。但时到中夜,诗人有所思虑,起身抚裘徘徊,而想到“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诗最后绎化杜甫《茅屋》诗句,表达了自己兼济的理想: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与这首诗相仿的,还有一首《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更深刻地剖示了身穿“绫软绵匀温复轻”的“水波文袄”所激起的内心矛盾:“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身里如闻饥冻声”。最后诗人展开了这样的想象:

 

争得大裘长万丈,

与君都盖洛阳城。

 

 白居易曾呼喊过:“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这时,他为了同样的目的,一展想象的翅膀,盼望有一件使天下百姓都得和暖的“地衣”。真是“狐白足御冬,犹念无衣客”。“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与杜甫的用心相似,“盖亦有志衣被天下者”(《九家注》引赵次公语)。如果说杜甫是“宁苦身以利人”,那么自居易是“推身利以利人”(黄彻《碧溪诗话》)。身境不同,理想谋合,同样可贵。前者直接影响后者,更有“吾导先路”之功。

 

文学史上,宋代是词的百花园,北宋文学家苏轼,把杜甫《茅屋》等表现出爱人忘己的优秀道德引入了词的领域。他的《浣溪沙》词上片写道:

 

万顷风涛不记苏,

雪晴江上麦千车,

但令人饱我愁无。

 

 

给劳苦人带来温饱,使“忧者以喜,病者以愈”。作词的时侯,诗人正谪居黄州,内心饱藏激愤不平,但可贵的是他把个人的命运置于人民的苦乐之下,把众人的温饱作为自己最大的愿望、最大的喜悦。与杜甫在风雨破屋的无眠长夜中唱吟开阔胸襟一样难能可贵。刘熙载《艺概》说,苏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苏轼“以诗为词”,在“剪红刻翠”的文学体裁中,把诗圣杜甫的高贵精神发扬光大,这是他的高明处。

 

杜甫、白居易、苏轼这三位文学家,分别从人民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一一住、衣、食着想,推己及人,表现了对民生的亲切关怀,也反映诗人高尚道德品质。联系起来读,我们的领会就更全面更深刻。

 

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浪漫主义诗人的手里,展现的是意味迥殊的雄奇世界。北宋王令是一位眼注人间、想落天外的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留下来的诗作,大都表露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白己拯世救民的宏大抱负。以杜甫《茅屋》诗为代表所表现的不为己利、心忧天下的精神,在他的诗篇里留下了深深印记。他的描写暑旱炎热的诗-——《暑旱苦热》、《暑热思风》,以横放的语言、奇异的夸张,渲染了“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怕河汉干”的狂热世界。诗人在炎热逼人的煎熬下,首先期望把清凉带给整个人间,前一首说: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

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共间。

 

后一首说:

   

坐将赤热忧天下,安得清风借我曹。

 

炎热中想象清凉世界,犹如“长夜沾湿何由彻”苦境里盼望出现的“广厦千万间”,诗人自恨不能“提”在手里给“天下”,使人民脱离火坑,也就不愿一个人去独享清福,而思念着把清风借来吹拂“赤热天下”。

 

与王令同时的诗人韩琦也有一首《苦热》诗,表现相类似的内容:

 

尝闻昆阆间,别有神仙宇……

吾欲飞而往,于义不独处。

安得世上人,同日生毛羽。

 

浪漫主义的作品,把理想作为直接描写的对象。作者为了直抒胸臆,喷发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总是塑造现实中不存在或罕见的形象,通过幻想、夸张等手法来完成。王令、韩琦的这几首气魄雄伟、气象阔大的诗正是这样。尽管同《茅屋》等诗理想的表达方法不同,其“安得”的具体内容也不一样,但它们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表现了作者同样的道德情操。

 

杜甫接受前人影响,通过苦难生活体验产生的理想和高尚道德,在后代民旅矛盾尖锐的时代里,更发扬光大。因为这样时代,忧国忧民在许多爱国者的心中同时交织着,他们面对残缺的河山往往寄予苦难的人民以不同程度的关心和同情。宋末爱国诗人林景熙作过一首《陈子植草庐成求予赋》,抒写离乱之情,亡国之痛:

 

我哀丧乱余,人烟半凋残。

风凄狐急警,露重星斗寒。

丈夫坐一室,此念弛丸寰。

所以草堂人,安得千万间

 

弛念民生的衰蔽、民族的苦难,表达了对杜甫精神的向往追慕。

 

更值得一读的是两宋之交的李纲和明朝的于谦的两首咏物诗,作者都表达了以自己的牺牲换起人民幸福的可贵的献身精神。李纲的诗题为《病牛》: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李纲是抗金的民族英雄,南宋王朝建立初期曾任宰相,为了抵抗外侮.他努力革新弊政,却落得了降职流放的结局,但他恪守信念,执于秉性,认为只要对人民有利,既使遭受打击,瘦弱多病,风烛残年,也要拼搏到底。诗中塑造的耕田受伤的病牛的形象,正是作者身世的寄慨、人格的化身、精神的写照。

 

于谦的诗就是著名的《咏煤碳》:

 

凿开混沌得乌金, 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 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 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 不辞辛苦出山林。

 

于谦生活于明朝受北方蒙古旅骚扰的多事之秋。一四四九年前后,在战争屡败,皇帝被俘的许多危险关头,他身系朝野安危,爱国忘身,力挽残局,誓保金瓯。“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最后冤死于明英宗之手。这首《咏煤碳》诗,借物述怀,展示了一个开明政治家的广阔胸怀,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不惜以个人毕生的心血、年华,换得苍生饱温的决心。   

 

这两首诗,从思想内容上说,作者所表达的舍己为人精神,是前人优秀道德传统的继承,同时吸取了历史对于自己时代的要求,有着发扬和创新的内容。如果说,杜甫、白居易、王令等人的诗都以“安得”语式,表现一种假想的希望,那么李纲、于谦则十分现实地直面受挫甚至牺牲,立下了“但为苍生”、在所不辞的誓言,把古代文学中表现的这一崇高的道德又推向一个新的水准。从艺术上说,处于矛盾错综的险恶环境中,他们用咏物诗既微而显的方式、形神兼俱的描写,曲传自己的政治态度、思想感情,含蓄而有韵味。美国诗人爱默生说:“美的光辉……那就是从艺术作品所放射的人的性格的光辉”。《病牛》、《咏煤炭》算得上古代咏诗中的优秀之作。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茅屋》前前后后的作品,表现的极其宝贵的思想感情,以艺术美放射出作者人格美的光辉,千载之下,尚能摇人心旌。

 

这些封建士大夫的进步作家,处在以“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为“唯一原则”的封建专制制度下(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为什么能够表现出这样高尚的道德呢?恩格斯论述道德阶级性有一段名言:“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诚如恩格斯所说,我国历史上,一方面,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形成一个庞大而完整的体系;另一方面,代表被压迫者利益的优秀道德,源远流长,成为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我们的祖国成为举世公认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特别是其精粹部分,是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在千千万万劳动人民及受其影响的人们中间形成的。《茅屋》前前后后的作家所以能够接受并发扬劳动人民的优秀道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或者由于个人的穷愁潦倒,或者由于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或者由于处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尖锐时刻,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人民、接近人民,如马克思所说:“有识之士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从而体验了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人民不同方面的影响。

 

信息来源于:公益慈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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